再见!孤独的创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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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30 16:39

  • 即便是今天闻名全球的互联网大公司,同样饱受着机构臃肿和官僚化的困扰。

    11月17日,曾经家喻户晓的金立手机名下3000多件专利被打包拍卖,成交价格仅172万元。这个价格,还不如一年前金立拍卖的一辆奔驰汽车——价值210万元。

    伴随着金立手机的轰然倒塌,曾作为亚洲最大单体智能终端生产基地、投资23亿元重金打造的金立工业园,如今的荒凉景象同样令人唏嘘。金立工业园曾是制造企业自建园区的代表,但这个庞然大物薄弱的抗风险能力、封闭的空间环境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似乎更加速了金立衰败的过程。

    在今天这个数字化的时代,在企业谋求规模扩张和创新活力二者兼得的进程中,面临着“广场和高塔”的分野——这是历史学家弗格森在《广场与高塔》一书中提出的观点。而要化解这个矛盾,既需要一个“经纪人”的角色来推动跨界连接,又需要企业自身更好地融入一个开放式社会网络,去推动“合并式创新”。

    这个逻辑链最终的落脚处,是企业应当置身于一个怎样的发展环境:是在封闭的高墙内单打独斗,还是在开放的网络中融合创新?英国泰晤士报专栏作家赛伊德在《反叛思想》一书中指出,要推动合并式创新,企业需打破自身的藩篱,从产业乃至更广阔的社会网络中汲取创意。因此,企业所处的社会网络开放与否,结果天差地别。

    “如果你希望有酷炫的科技,需要的是合群而不是聪明。”赛伊德在书中这样写道。他认为,割裂的高墙渐次倒塌,熊彼特口中“孤独创新者”的时代结束了。

    1、“广场和高塔”的分野

    纵观世界企业发展史,哪怕是青史留名的业界巨擘,也很难兼得“规模扩张”和“灵活创新”两种优势。即便是今天闻名全球的互联网大公司,同样饱受着机构臃肿和官僚化的困扰。

    一方面,企业希望规模迅速做大,这是投资人对初创型企业最重要的考核指标;另一方面,企业又希望能够在规模做大的同时,仍然能保持初创企业的活力、灵活度、对机会的捕捉,以及狼性等等。

    对于这个问题,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尼尔·弗格森今年出版的新书《广场与高塔》做出了形象的叙述和分析。他比喻道:“广场是市场,也代表相对松散扁平的组织结构;高塔则是高度阶层化的、有着森严的等级。”因此,创新如何与规模化发展结合的问题,也可以视作是扁平的网络和阶层的高塔如何结合的问题。

    但是,“广场”与“高塔”的结合是个难题。在绝大多数企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随着规模的扩张,都不可避免地出现阶层分化和官僚化,从而导致创新力的流失。其根本原因是利益得失不平衡,目标和利益不容易统一,这个问题在此不赘述。

    那么,规模化和创新力是否绝对不可兼容?美国科技创业家巴考尔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企业需要清晰地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分组织结构扁平化但保持创新活力,就好像创业阶段广场;另一部分则是阶层相对严密,强调纪律性和执行力,服务于提升生产的效率,仿佛高塔。

    不过,巴考尔的设想在事实上很难实现,尤其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既没有精力也缺乏能力来分割组织、维持平衡、跨界连接,他们更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来实现这些设想。

    2、新时代的“跨界连接者”

    弗格森认为,恰恰因为“广场和高塔”常常缺乏交集,因此需要跨界的连接者来发挥作用。他将这种跨界连接者命名为“经纪人”。

    弗格森笔下的“经纪人”就是在两个相互不联通的网络间搭建桥梁的人。他认为,无论在企业内部内部还是在更广泛的产业中,都可能存在组织和组织之间的缝隙,需要经纪人来填充。而经纪人恰恰因为对两边都比较熟悉,就更容易产生创新的点子,或者至少不被双方的群体迷思所困扰。

    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在文艺复兴时期曾经承担这一职能,19世纪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亦如是。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巨大的影响力,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他们成为了各国政要和商界传递重要信息的高效管道。比如,拿破仑在滑铁卢失利的信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管道比官方渠道早一天知道,让它的客户可以在国债市场上赚翻。

    可以看到,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企业都需要能够提供“跨界连接”的“经纪人”。然而,对于今天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型科技企业而言,却往往面临着“经纪人”缺位的困境,除了自身核心的研发、市场之外,还需要去连接信息、资源、人脉、政策乃至于种种繁琐的事务,以至于千头万绪、分身乏术。

    在这个时代,企业的“经纪人”在哪里?就像二战时卡内基研究所所长万尼瓦尔·布什建立民间机构与军方紧密联系又彼此独立的研发体系一样,今天的产业园区承担起了连接“广场”与“高塔”的职能,一方面通过“跨界连接”为企业提供发展所需的外部资源,使企业的“广场”保持创新活力和灵活性;另一方面又不干扰企业内部“高塔”的高效率,让企业家能够心无旁骛专注核心业务。同时,园区作为一个开放的资源整合者,本身就能够成为一个通用的“创新广场”,为企业供给源源不断的创新力。

    3、封闭高墙内的衰败宿命

    但时至今日,仍然有为数不少的企业家,固执地坚守在自建园区的高墙内,生活在与外界割裂的“高塔”中。事实上,这样的路径选择,在信息工业时代以来已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

    王安电脑是上世纪70年代美国波士顿迅速崛起的科技明星,连比尔·盖茨都感慨:如果王安能够完成他的第二次战略转型,世界上恐怕就没有今日的微软。但作为波士顿创新发展体系的代表,王安电脑却因为错过了个人电脑市场而功亏一篑。

    与当年大多数波士顿科技企业一样,王安电脑建立了独立的“王安大厦”,沉醉于过去的成功。当整个业界都热烈讨论个人电脑的广阔前景时,王安电脑的工程师却因为缺乏与外界的充分交流而忽视了这一趋势,信息的封闭也导致了经营上的固步自封,当他们想迎头赶上的时候,整个市场却几乎已经被IBM和微软瓜分殆尽。

    打印机巨头施乐踩进了同样的陷阱。施乐曾创造出第一个图文界面、第一台鼠标和第一个本地网络,但因为缺乏能够跨界连接的“经纪人”,施乐始终没有打开将创新成果市场化的路径。

    美国波士顿,尤其是128号公路沿线曾经是和美国硅谷相媲美的创新中心,但在互联网时代已经硅谷被远远甩在身后。前瞻产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严超波分析认为,128公路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园区文化的落后。与硅谷不同,波士顿的科技企业纷纷树立起各自的高墙,选择封闭而不是开放,禁止自己的工程师与同行沟通,担心与外界的沟通会泄漏自己的技术和机密,自然也无法建立起包罗并蓄的文化、互通有无的社会网络,缺乏不同企业员工间的相互碰撞、交换信息,难以激发创新的火花。

    在几十年后的中国,封闭和开放的故事仍在继续演绎。曾经风靡一时的金立手机,志得意满时投资23亿元在东莞建立了258亩的金立工业园,高峰时期,金立工业园有上万人。虽然导致其走向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其自建园区在这个过程中却并未起到重资产应有的抗风险作用,反而因为封闭和落后未能跟上以华为、OPPO为代表的国产手机升级浪潮,最终被时代所淘汰。

    长方集团的案例或许更具代表性。该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LED照明光源器件和LED照明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的大型企业,在2016年前后,长方集团在惠州投资约5.8亿元自建工业园区,总建筑面积约25万平米。但在不到5年后的2020年,长方集团便有意将其自建园区以2000元/平米的价格廉价出让——即便能如愿出售,也将产生近1亿元的亏损。显而易见,如果自建园区的运作稳定而顺畅,没有任何一家企业会选择亏本割肉。

    除了资源和配套获取能力的不足,很多企业自建园区还存在着建造成本高昂、建造品质不可控、因产权不可分割导致的转手出让困难等问题。不过,虽然失败的案例仍然层出不穷,庆幸的是,如今更多的企业已经看到了囿于高墙之内的局限。

    4、开放网络中的价值倍增之路

    巴考尔认为,只有在0度的时候,水与冰才能处于共存的临界状态。因此,企业如果想要“广场”与“高塔”兼得,就得去寻找这种“零度”状态。

    兼得的前提是开放。以硅谷为例,硅谷从一开始就是一群极客的天堂,信息传递在社交网络的助力下变得非常迅猛,创新的节奏也因此加速。正因为保持了流动的基因和开放的社会网络,才让硅谷成为后来居上的创新圣地,成长出了一大批闻名全球的互联网巨头。

    在一个开放的网络中,企业能够得到怎样的成长和价值获取?以天安数码城为例,在30年的发展历程中,园区成长了100多家上市公司,开放的资源交互、信息流通、配套服务给予了中小企业绝佳的成长土壤,目前园区拟上市公司也超过了100家。

    位于东莞凤岗的天安数码城T5,在短短四年的时间里,也不断上演着价值倍增的精彩案例。曾在华强北等地漂泊多年、在手机产业链低端徘徊的迈纳斯,于2017年进入天安数码城T5之后,通过园区高尔夫俱乐部、CEO午餐会等圈层平台拓展了人脉、打通了资源渠道,订单大幅增长,营业额提升达500%以上。同时,随着成功进军轻奢手机市场,从一个代理商顺利转型品牌手机企业,并带来了利润的显著增长。

    目前,T5正帮助迈纳斯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并对接业界资源打造电商直播平台。迈纳斯也在成功转型升级的基础上持续做大做强,在天安·深创谷购买了厂房用于扩大生产,以应对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

    曾因深圳老旧厂房无法接待客户饱受困扰的优瑞新材料,也在天安数码城T5顺利转身。“进入园区后,T5组织我们参与各种专场招聘会、在周边小区投放我们的招聘广告、发动员工介绍、发动园区内企业互相推荐……T5用了很多办法来帮助我们解决招聘的难题。”公司总经理陈江说,为解决员工通勤的问题,T5自费开通了园区接驳大巴,还推动凤岗镇公交线路覆盖园区,也为企业减缓了压力。“还有一系列的政策宣讲、学习培训、商务交流和考察,都给了企业实实在在的帮助。”

    企业全方位的成长,也得到了市场的充分认可。几年来,优瑞新材料的营业额翻了几倍,公司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2019年入驻园区的心量电子也走上了价值提升的快车道。此前,该公司同样为客户接待的问题发愁,从不敢带国外客户入厂查看。入驻T5之后,心量电子不仅提升了形象,同时在园区的帮助下解决了招聘的难题,接到了来自日本的大额订单。目前,心量电子在天安·深创谷也购买了面积更大的厂房,计划未来将留在深圳的环节全部转移到T5。

    不仅如此,有企业在面临疫情冲击或是扩大生产时,通过购买的园区物业抵押顺利获取了急需的资金;多家企业的高管在园区的帮助下解决了子女入学的的难题,让企业得以安心在园区扎根发展……

    配套服务、资源对接、信息互通、行业交流、社交学习、风险抵御……只有在一个开放的社会网络,创新的“溢出效应”才能够辐射到每家身处其中的企业。

    在数字化的时代,走出封闭的高墙,改变单打独斗是固有思维模式,积极融入开放的社会网络,方能让企业获得更大的红利,收获数倍乃至数十倍的价值增长。正如赛伊德所言,任何新的创新都需要团队的奋斗,群体和社会网络才是创新的温床。

    审校:武瑾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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